传承清华精神 服务校友成长
2013年我从清华中文系博士毕业，这时我已在园子里度过将近14年时光。与清华园的告别绵延至今，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乡愁”吧。
2024年4月，本科毕业20周年的中文系同学在人文学院与老师合影。后排右4为作者陆楠楠
一场与文学的意外邂逅
2001年我从化工系转入中文系，这念头能够成真，还要追溯到蓝棣之老师。一天晚上，我无意中走进文北楼，正赶上蓝老师的诗歌课，座无虚席，阶梯上许多旁听的学生。我才知道原来清华也有中文系，心中窃喜，或许从父母命学理科的我，有机会遵从喜好重新选择。此后文北楼成为我的秘密基地。
一次，蓝老师请诗人莫非、树才来演讲，讲中国当代诗歌“第三条道路”。演讲结束，听众迟迟不肯散去，问许多宏大的问题，有些至今不能忘记，比如“是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多年后，我意识到这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关于民族与世界关联的思考是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一再被探讨的话题。
那晚，我在蓝老师办公室外焦灼等候，询问转系是否可能，是否可行，是否太过轻率？没过多久，我就正式提交申请，带着中学时发表的作文、小说，到文北楼参加转系考试。黄国营老师留下几道题目，说有事要忙，中途又返回，嘱我不必紧张。
那时虽身处其中，但并不知道清华中文系正在经历复建的青春期。2001年，格非老师来清华任教，消息是从化工系学长那里传过来的。“基础写作”课很快成为文学青年的聚会，原本几十人的课堂，足有上百人来旁听，“流窜”进来的社会人士也不少。作家讲作家，将小说拆开、揉碎，见招拆招，曲尽叙事之奇妙，唤起多少同学的作家梦。我没见过比格非老师更会讲故事的人，很多小说课后去读，发现不及老师讲得精彩。临了，赵师秀的诗作《约客》便是期末考试的题目。尤记得我写了《看不见的情杀》，还刻意模糊了人物的性别。老师总结时，说起班上有半数同学都在小说里杀了人，不禁哑然失笑。
格非老师来清华的影响力难以估量。莫言、余华、林白、李洱等人曾来清华做客，小说家们聚在一起，出口便是一段掌故，且真假难辨，如头脑风暴，空气里弥漫着虚构的气味。一次讲座后，我问老师，教书的职业是否会影响写作？老师笑而不答。申请读研时我致信求教，老师在韩国访学，回信反问我，你是否还记得讲座后的提问？受教日久，这被丢回来的问题一直在我心中盘桓不去。
我读硕士时，老师习字临帖，写得一手好字，听古典音乐，收集黑胶唱片，订制专业音响设备，成了京城音响圈知名的发烧友；我读博士时，听闻老师和朋友在京郊租地种地，种菜收菜，不亦乐乎。博士毕业后回去探望老师，他沉迷学唱京剧，直说张火丁如何。又一阵子不见，老师出了新作《雪隐鹭鸶》。近年来，老师迷上养花，绣球、月季，品种都是时下最新潮的。清华有“无体育不清华”的传统，老师打篮球、踢足球、跑步，每一样都有板有眼。与此同时，老师来清华后笔耕不辍，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隐身衣》《登春台》，音乐、种花、文人雅趣，小至镶牙、看病等生活细节皆入小说，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笔下活灵活现。原来，早在二十年前，老师就委婉地指出了我的症结所在，我将读书、写作、思考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认识太过幼稚。小说家本该是生活家。
在课堂与生活中遇见 “大写的人”
闲话休提，回到21世纪初的中文系，当时古代文学课程的师资队伍也迅速扩充，讲授先秦两汉文学的孙明君老师为人温厚，有魏晋士人气质。唐宋文学由刘石老师承担。我往往课后假装用功，留在教室，临摹老师留下的板书；写作业长篇大论，私心想换老师评点时多写几个字回来。老师征集对古典文献数据化有兴趣的同学，班上只有我报了名，惜乎没能坚持。另有昙花一现的王小盾老师，师从任二北先生，人称“当代王国维”，通数门外语，研究领域广博，开花散叶，皆有所成。能得他悉心指导，何其有幸！学生作业中有任何小的闪光点，小盾老师都认真对待，鼓励我们往学术的道路精进。我写作业批评《水浒传》热衷写暴力，小盾老师找了许多材料同我讨论，嘱我修改成文，遗憾的是我中途退却了。至今仍记得小盾老师提起他有大量藏书，希望能搬来系上，自用，也供有需要的同学们翻阅。
王中忱老师讲东方文学，提前一学期通知我们准备《古兰经》，可惜开学不久非典肆虐京城，王老师无法进校，只得停课。这门课没能上完，是本科阶段憾事之一。解志熙老师主讲现代文学史，言必有出处，论及作品须说明版本，谈及近现代报刊杂志如数家珍，阅读量与记忆力都令人叹服。我做博士论文时对各种现有资料一概不放心，跑清华老馆、北大、国图查找第一手资料，翻旧期刊，那考证的执拗与热情，或许不是由于理工科的出身，而是来自解老师早年的教导。
当年尤其醉心罗钢老师的文学理论课。罗老师带一本简陋的笔记本，常常边讲边撕，任性豪掷的架势令人心惊胆战，我总担心他的讲稿一学期过去后片甲不留。罗老师能把繁复的西方文学理论从脉络到细节都理得清清楚楚，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从索绪尔到德里达。我就这样迷上了西方文论，有阵子恨不得言必称福柯。话说回来，我最早接受艺术电影启蒙，也是在罗老师课上。罗老师担心文学理论会让我们变成邯郸学步的蜈蚣，他说学者未必有好的艺术品味，任何时候都不能轻忽感受力，于是每周课外安排播放电影。《布拉格之恋》《日瓦戈医生》《苔丝》……恐怕不是每届学生都有这样的待遇。罗老师曾说，来清华之后最幸福的事是自由，所谓“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那时不明白老师为何感慨，待离开清华，方知老师所言非虚。
一日下课直奔图书馆，埋进西方文论部分查书，忽闻歌声传来，循声望去，竟是罗老师，气定神闲，面带微笑，边走边唱，旁若无人。做学问哪里是苦读，罗老师必定是乐在其中。前些年，罗老师关于王国维的研究《传统的幻象》出版，我在课上带学生啃，不由感慨罗老师做学问，惟有纯粹二字可以形容。我硕士阶段师从罗老师，每每和人提起，都觉得自己手持尚方宝剑。
校庆文学社活动合影，左4为陆楠楠
本科时交往较多的还有高嵩老师，选课、退课、咨询培养计划等，高老师耐心解答，有求必应，像是大姐姐，永远亲切、友善，从不以老师的身份欺压我们。我所在的文零班班主任是旷新年老师，作为班主任，旷老师更像大哥哥。许多次枯燥的班会，他都按时参加，默默旁听。暑期去陕西洛川社会实践，旷老师也随行，与大家同吃同住。他和我们的交流多半是闲聊，印象中只有一次正襟危坐的讲话，总结时说了一句“善良是做人的根本”，至今言犹在耳。他没有老师的架子，曾帮助临阵脱逃的学生完成论文。本科时因大小事和同学直接去他西南社区的宿舍敲门，从没吃过闭门羹。
每逢暑假，系里便有知名学者到访，我们得以一睹刘禾、李陀等人风采。孟悦老师波西米亚装扮，麻花辫，大摆花裙，叠戴项链，结课后她率众人前往东门外天厨妙香吃素。人文社科学院起初不分家，我也跨专业旁听了许多名师课程。阎学通老师讲国际关系，从方法论入手，深入浅出；景军讲艾滋病人调研，让我们大开眼界。复建文学社，老师们有求必应，学院出钱资助《清华文刊》复刊，刘石老师友情题写刊名。
也因当时一切尚未成形，学院藏龙卧虎，有许多扫地僧般的人物。何冰老师的佛教课实为两人合上，她的先生蒋劲松老师在台下坐镇，常忍不住跳上台去，将宗教与科学做一番对比。杨民老师是世外高人，胸有翰墨，不轻易示人，颇有文人雅士之风。讲明清散文，明清小说之“情”，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虽未开花结果，但由此生发的学术兴趣是一辈子不会放下的。杨老师还讲英美散文，茨威格、约翰生、兰姆，细读、精读、中英文对照，带我们体味英式幽默。我参加硕士面试，外聘专家恰巧问到这几位作家，其他同学一脸茫然，我能说出原文。曹自学老师的网络文学课开风气之先，汇聚当时清华许多知名人士，BBS名人，网络小说家，惜乎我后知后觉，错过了揭开那些知名网名神秘面纱的机会。我刚刚参加工作时，请缨讲西方文学，从古希腊讲到19世纪浪漫主义，讲课时经常有种错觉，似乎在讲课的人不是我，而是许多年前的张玲霞老师，她的声音就在我脑海里回荡，清晰且隆重，我甚至还记得她讲授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和普罗米修斯时带有南方口音的发音。那种穿越感让人心中一凛，需马上振作精神。这位喜爱穿黑色长衫的老师就这样饱满地扎根在我心里。杨民老师和张玲霞老师每见我必夸我爱读书，读书多，满足了年轻人的虚荣心，也是当年死命泡图书馆的动力之一。
徐葆耕老师与永不褪色的清华记忆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是徐葆耕老师。据说文理兼通的培养模式便是他的主意。中文系学生须兼修文科数学、文科物理，甚至C语言，我只好跑回化工系搬救兵。现在想想，徐老师依托清华的理工科优势，为中文系奠定了独特的学科基础，构建出清华自身的文科传统。
我听过徐老师两门课。在电影课上第一次听说岩井俊二，看《情书》《四月物语》。印象更深的是徐老师讲俄罗斯文学。徐老师讲课是深情的，那种情感投入必须出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带着完全无功利的热情。徐老师讲十二月党人革命，年轻贵族们为了俄罗斯民族的未来，不惜牺牲自己的阶级特权，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苦寒之地；徐老师讲普希金——俄罗斯的初恋情人，讲他为恋爱搭上性命，讲十二月党人私藏普希金诗歌。老师态度庄严、肃穆，我们也跟着朝圣，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至今我仍然认为徐老师对文学的情感是宗教般的，崇高、悲剧性、英雄主义，与他如此相称。
2010年春天，人不在京，听闻徐老师过世的消息，心里一惊。返校后去图书馆，怀揣一个秘密的名字找书，当真找到了徐老师的小说。像是多年前已读过部分章节般，有种久违的亲切感。当下便释然了，另一个徐老师就藏在小说之中。似乎除去为学校、为学院、为中文系之外，徐老师还为自己留下了另一条通道，更少人同行，却可能穿越时光寻觅知音，他或许也经由那条通道离开了人世。
若干年后，我在学生作业里惊讶地看到徐老师的名字：“世界不只有包装好的真善美，人类不仅仅是外表粉饰的漂亮端庄的一幅皮囊，文学作品更不一定要描写一个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社会。纠缠是非因果的情节，跌宕起伏的命运，才因贴近大地而真实存在。我仍记得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序言中的那段话：‘在西方文学中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生有如河流般的活泼性与易逝性。西方文学认为，裸露的文学是美丽的，它告诉我们灵魂中有光明与黑暗，并把人类已经积累的痛苦的摸索展现给我们。’”
看到这段话，瞬间泪如雨下，那就是徐老师的口吻，千真万确。
又数年后，这位学生到清华读研，是否冥冥之中受到徐老师的精神感召，不得而知。我从徐老师身上感受到的，恰恰不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精神。至今我依旧是个爱好文学的外行，不敢自诩专业，徒有热忱，别无所长。在清华时热心文学社团，混迹理工科同学之中；毕业后进入经贸院校教书，上通识课乐此不疲。搬家数次，徐老师课上发的复印材料《十二个》（戈宝权译）仍在我书架上，纸张已经发黄，卷边，字迹依然清楚，开头几行来自不知名的一首诗：“那些更高尚的人，——上帝啊，上帝——必将亲睹你的天国！”
徐老师过世，对我来说也意味着清华中文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万事万物尚未命名的年代一去不复返。此后，我忙于论文、毕业等事，永远地告别了在老师们荫庇之下的求学时光。
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是我毕业后一意孤行要找一所大学栖身的动力。在我所见过的人们之中，清华的老师们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他们勤勉、豁达，用心耕作自己的园地，用行动兑现对清华的承诺；他们站在年轻时的我们一边，给我们充分的自由，提供肥沃的土壤，也让年轻的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向内探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那时只晓得不过是没人管的放任，今天回想起来，那难道不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陆楠楠
1999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2001年转入清华大学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习。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来源 | 清华校友通讯复101期